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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到春秋战国时期,安徽的农业发展水平由一项水利灌溉工程得到见证,这就是芍陂 的开凿与修建。

  2、东汉时期安徽出现了两个堪与大天文学家张衡比肩的人物桓谭 和 王蕃 。

  3、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商业数学的发展,尤其是徽商对数学的重视,在历史上是少见的。徽商编了不少应用商业数学书籍,如《铜陵算法》、《算林拔萃》、《庸章算法》、《算法纂要》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程大为的《算法统宗》。

  4、清代安徽的天文学研究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其中梅文鼎更被誉为“历算第一名家”。

  5、朱载堉为明皇室子孙,他自幼爱好音律、数学,专心攻读,一生著书立说,主要著作有《乐律全书》、《律吕正论》、《律吕质疑解惑》、《嘉量算经》等,这些著作涉及物理学、数学、天文学、以及音律、舞蹈等领域。

  6、朱熹 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在前人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以“理”为最高哲学范畴的哲学体系,这个体系包括理气论 、心性论、 格物致知说 和知行并进说等各方面内容。

  7、清末,废科举,行新学,安徽的文化教育仍位于全国前列。早在清同治十一年(1872),安庆就曾办有 尚文小学堂 ;安徽第一所高等学堂——安徽省求是学堂 ,创办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85),比清政府正式颁布学堂章程还早4年。

  8、魏晋时期的嵇康曾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 ”的哲学人生观,并有“内和外见”的音乐见解,其中包涵了丰富而杰出的教育思想。嵇康还著有中国历史上一篇重要的音乐美学论文,即著名的《声无哀乐论 》。在这篇论著中,他首先提出“声无哀乐”的基本观点,即音乐是客观存在的音响,哀乐是人们被触动以后产生的感情,两者并无因果关系。

  9、朱熹继承发展了先秦的教育目的论,提出“明人伦 ”、“ 为圣贤 ”的教育目标。

  10、中国文学史上的“三曹”指汉魏时期的曹操 、 曹丕 与 曹植 父子。他们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家,为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

  11、曹丕 《典论·论文》是中国第一篇文学批评的专门论文,涉及了文学批评中几个很重要的问题,在文学批评史上起了开先河的作用。

  12、南齐著名诗人谢眺 于明帝建武年间出任宣城太守,其间创作了数十首诗篇,如《宣城郡内登望》、《高斋视事》、《祀敬亭山庙》、《游敬亭山》、《始之宣城郡》、《往敬亭路中》等等。这些作品既描摹出安徽宣城的风光与人情,又促进了当地文学的兴盛。因为他的诗歌而使得敬亭山名扬天下,诸多诗人慕名而来,纷纷唱和。

  十二平均律:明代的朱载堉大胆而彻底地扬弃了千余年来的旧律制,创造了现今世界各国都在应用的十二平均律,这是我国声学史的一项杰出贡献。朱载堉实质上是在八度音之间分成12个音程相等的半音,顺序组成12个等程律,又叫十二平均律,如此,可以用任何一律作为主音组成各调的音阶,而且它们全音的音程都是一样的,这在乐律研究史上是一次革命性的变革。十二平均律的发明比法国音乐理论家梅尔塞恩于1636年发表的十二平均律要早52年。

  《物理小识》:明代方以智所著的《物理小识》,内容十分广泛,内分天、历、风雷雨阳、地、占候、人身、医药、饮食、衣服、金石、器用、草木、鸟兽、鬼神方术、异事等15类,共12卷,是一部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其中涉及到的物理学知识,有光学、电学、磁学、声学、力学诸多方面。它不仅总结了我国古代许多科学成就,批判地吸收了当时西欧传入的科学知识,而且对其中不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尤其是在光学方面的成就更是突出。

  书院:书院,是我国古代一种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它既是独立于官学制度之外,的学校制度,又是与教育密切结合的学术研究机构。它发轫于唐,至宋形成制度,南宋时大盛,迄明、清发达完备,为我国古代重要的教育制度。书院制度对于传递我国古代文化,传播学术思想,发展教育事业,培养学术人才,丰富教育理论与经验。

  五禽戏:五禽戏是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也是流传时间最长的健身方法之一,据说是汉代名医华佗发明的。华佗提倡体育锻炼的方法防治疾病,吸取先秦以来导引术的精华,模仿虎、鹿、熊、猿、鸟的动作姿态,创“五禽之戏”,是我国医疗体育史上的创举。

  答:圩田,也叫围田,沿江、濒海或滨湖地区筑堤围垦成的农田。地势低洼,地面低于汛期水位,甚或低于常年水位。

  圩田的出现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安徽农田水利建设的突出成就,而到了唐宋时期,安徽的圩田有了重大发展并迅速走向高峰期。唐宋两代特别是宋代,安徽兴建的圩田不仅数量多、规模大,而且形成了相当丰富的兴建圩田的理论,对扩大耕地面积、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唐宋时期,随着南方人口的增加,劳动力的充实,加上先进农具的推广和生产技术的提高,大江南北已大量修筑圩田并日趋完善。如宣城,早在孙吴割据江东时就在其境内修建了最大的圩田金宝圩,至宋,宣城化成圩更是“水陆地八百八十余顷,岁租米三万四千余硕”,至宋乾道二年的统计,境内共有179圩,由此可见圩田兴盛之一斑。宋代安徽圩田不仅数量多,规模大,而且结构合理,修筑技术已相当完善。一般圩田均高筑圩埂,坚实牢固,堤上栽植桑柳,圩内大道相贯,河渠交错,车舟往来便利,同时兼顾排水和灌溉。尤其在宋代安徽境内,由于圩田多,往往圩圩相接,形成了辽阔的圩区,水系相通,连成一片。圩田的发展,带来了生产的大发展。由于圩田兼能防旱排涝,可以旱涝保收,加以引进早熟的占城稻种,使圩区稻米产量显著增加,“田地之入,倍于他郡,鱼、虾、竹、苇、柿、栗之货足以自给”,以至宋京十大粮仓皆受江淮所运。因此圩田的修筑被后人评为“实近古之上法,将来之永利”。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商业数学的发展,尤其是徽商对数学的重视,在历史上是少见的。徽商编了不少应用商业数学书籍,如《铜陵算法》、《算林拔萃》、《庸章算法》、《算法纂要》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程大位的《算法统宗》。该书是以算盘为计算工具的数学书。程大位在书中将珠算的加、减、乘、除、开方运算的口诀系统化、完整化,使珠算成为一种完全成熟的计算方法。

  清代安徽的天文学研究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其中梅文鼎更被誉为“历算第一名家”。梅文鼎一生活了89岁,著书88种之多,其中绝大多数是天文、历法和数学著作。梅文鼎历法著作大致可以分为五类:其一,对中国古代历法的考证、补订和研究;其二,对西洋新法的疏解,并融会中西;其三,回答别人的疑问和授课的讲稿;其四,天文仪器的考察和说明;其五,方志中的天文部分。其对天文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仅解释《授时历》、《大统历》中未载的计算原理、校补一些计算用表,就给后人阅读原历本带来很大便利。如平立定三差法及弧矢割圆术等,就是由于梅文鼎等人的阐发才使后人得明其真谛的。梅文鼎还对当时已经传入中国的西方天文学知识,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撰述多部著作,并参照中西星表,绘制了较为完备的星图。新的星图的绘制是他会通中西天文学方面一项较大的工作,主要是将托勒密的星表、《崇祯历书》的星表、Bayes的星表以及《天文实用》、《天学会通》等记录进行系统整理,统一名称,并有所增补,对研究我国关于恒星的发展有很大帮助。他还创制了月道仪等天文仪器。

  梅文鼎对清代数学的贡献也很大。梅文鼎数学著作据记载有26种,从种数来说不如其天文、历法著作多,但其卷数和篇幅却大有超过,其内容遍及遍及初等数学的各个门类——算术、代数、几何、三角和球面三角等。

  明清两代是安徽古代医学史上的鼎盛时期,医学人才济济,医著宏富,医学理论和临床各科都有诸多发明,为丰富和发展祖国医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新安医学在全国独树一帜,令人瞩目。就医学人才而言,出现了在全国颇有影响的医家,如汪机、孙一奎、汪昂、吴谦,等。就医学著作而言,初步统计明清两代安徽医著约六百多种,约占清以前安徽医籍总数87.7%,新安一隅约四百余种,亦居全省之首。其内容涉及医学理论、临床实践、方书、本草、医案、丛书等各个方面,从通论到分科,从提高到普及,几乎应有尽有。其中吴昆的《医方考》是现存第一部注释医方专著,江升的《医学类聚》则是第一部总结历代医案的专著。而徐春甫的《古今医统大全》和吴谦等著《医宗金鉴》还被有关学者列为我国十大古医著之列。另外,吴勉学汇刻的《古今医统正脉全书》44种、《痘疹大全八种》,顺琯辑刊的《薛氏医案二十四种》等,都是大型医学丛书。这些书籍对汇集和保存古代重要医学文献、促进祖国医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医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医学理论上和实践中,新安医家们已形成系统的医药学知识,实践中重视调养脾胃、肝肾与气血,用药平正中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流派。对于中国独特的传染病学——“温病学”,新安医家如汪机、叶桂、郑康宸等人也曾作出过杰出的贡献。对于古代一种流传极广的传染病——天花,我国医家曾探索用种痘的方式来预防,而人痘接种法的发明,据典籍记载于16世纪中叶发明于宁国府太平县。

  明清两代,随着安徽科技的空前繁荣,物理学领域随之出现著名学者及重要成就,较突出的是朱载堉和他的十二平均律,方以智撰述《物理小识》,以及郑复光《镜镜詅痴》。

  在物理学方面,朱载堉的最大贡献是他大胆而彻底地扬弃了千余年来的旧律制,创造了现今世界各国都在应用的十二平均律,这是我国声学史的一项杰出贡献。朱载堉在八度音之间分成12个音程相等的半音,顺序组成12个等程律,又叫十二平均律,如此,可以用任何一律作为主音组成各调的音阶,而且它们全音的音程都是一样的。这在乐律研究史上是一次革命性的变革。相邻各律间的等程性,使新的乐律对任何曲调都能应用,转调自如,彻底解决了旋宫变调的问题,有利于曲调的创作和乐器的制造,有很高的的实用价值。

  方以智在自然科学上的成就,集中体现在他所著的《物理小识》中。这是一部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其中涉及到的物理学知识,有光学、电学、磁学、声学、力学诸多方面。

  郑复光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取得巨大成就的光学家,他最杰出的贡献则是光学成就。1935年,郑复光写成《镜镜詅痴》一书。《镜镜詅痴》在许多方面都有所发明:在研究透明柱体时,发现了全反射现象;在讨论发光体的光学性质时,使用了“光面”概念;提出和讨论了小孔成像的理论;至于光量参数的提出,更是当时光学研究的先进成果。《镜镜詅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光学专著,它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总结了当时已有的各种光学知识,形成了一个融合中西的独特的光学体系。

  答:安徽在全国是书院产生最早,也是最发达的一个省区。宋时,书院兴起并形成制度,安徽书院数量随之大增。宋代安徽书院约有34所,在全国所占位次,仅低于江西、浙江和湖南三省,居第四位。安徽不少书院由硕师名儒主持讲学,如宋儒侱大昌主讲休宁西山学院,硕儒汪莘主讲休宁柳溪书院,曹泾等主讲合肥3西畴书院,文澄源主讲峨岱书院等。因此,书院教学质量很高,为书院赢得了社会声誉。

  有元一代安徽书院与全国同步继续发展。元代安徽新建35所,保留、修复或重建前代书院9所,共计44所。绝大多数书院由名儒名师主持和主讲,如胡炳文主讲明经书院,郑玉、鲍元康主讲师山书院,曹泾主讲西畴、初山书院,汪一龙主讲晦庵书院,胡一桂主讲湖山书院,等等,其中很多人是南宋具有民族气节的名儒学者,入元不仕,退而讲学的,这是当时安徽书院发达的重要原因。元代安徽书院的分布仍主要集中在经济、文化发达的徽州及沿江地区,便也开始向皖中、北地区发展,如合肥、舒、宿等地开始陆续创建书院。

  明清时期,在我国封建教育制度走向衰落、消亡和西学东渐、实学兴起的背景下,安徽书院却在宋元发展的基础上,继续蓬勃发展,并盛极一时。考究其原因,这与安徽素以“文化之地”、“仪礼之乡”著称,历来就有社会与私人办学的优良传统,且皖地学派盛行,朱学、王学、湛学及清代朴学与桐城文派等学者在皖地进行着积极的学术研究和教育活动,亟欲拯治时弊,传道授业,振兴文教,培育人才等,无不有着密切的关系。据有关材料统计,明代安徽书院至少在138所以上,大多兴建于明中叶以后。此时,书院的分布仍以皖南为主,但呈向皖中、皖东、皖西发展的态势。

  清代安徽书院总数在203所,此时,政府官员开始掌管书院诸如择山长、选教育、收学生到课业、课考、廪养、俸禄,以及参加科考、取任等方面事务,官办书院成为清朝安徽书院的最重要特色,书院实际蜕变为官学的附庸,成为科举的预备场所。

  答:唐代是诗歌的时代,此时安徽诗坛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出现了池州诗人群和宣州诗人群。这两个诗人群体及其创作的诗歌非常具有安徽地域文化特色。

  安史之乱后,中原经济文化受到严重破坏,而江南一带则相对安定,文化也趋于繁荣。在皖南的池州地区涌现出众多诗人。代表人物有杜荀鹤、费冠卿、张乔、殷文圭等,主要活动时期为唐宪宗~唐哀宗年间(805~907)。杜荀鹤,池州石台人,是晚唐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其诗语言通俗、风格清新,自成一家,后人称“杜荀鹤体”。他的作品中有不少是反映唐末军阀混战下的社会矛盾和人民悲惨遭遇,例如他的《山中寡妇》、《自江西归九华有感》、《题所居村舍》、《乱后逢村叟》、《旅泊遇郡中叛乱示同志》等,都相当具有现实主义的写实精神和社会意义。这位安徽著名的诗人,他长期生活在池州,置身于九华山怀抱,对家乡风物十分热爱,因此吟咏九华山的诗篇甚多,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这类诗歌有《山居寄同志》、《寄李隐居》、《醉书僧壁》、《溪岸秋思》、《秋日怀九华旧居》、《闲居书事》等多篇。费冠卿,池州人。隐居九华山期间,写了不少咏吟九华山诗篇。如《答萧建问九华山》将九华山秀美风光和佛教人文景象充分体现,也成为历史上吟赞九华山的佳篇之一。还有池州人张乔、池州青阳人殷文圭等。

  宣州的诗人代表人物有刘太真、许棠、汪遵等。主要活动时期为唐玄宗~唐哀宗年间(712~907)。刘太线首。其中就有一首是写他故乡宣州东峰亭的《宣州东峰亭各赋一物得古壁苔》。许棠,泾县人,《全唐诗》存其诗2卷,计150余首。汪遵,宣州泾县人,《全唐诗》存其诗1卷。

  答:1919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明确表示对陈独秀等人“高谈社会主义”的不满态度,主张采用温和的改良方法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同年8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5期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指出问题与主义是不可分割的关系。这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以此为标志,以胡适、周作人、傅斯年等为代表的大批学者继续坚持原先的思想文化改良道路,走向自由主义,被称为问题派;而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激进人士则转化为信奉的革命派,在当时被称为主义派。

  1919年末,胡适发表了极具争议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提出了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作为新思潮和新文化运动的纲领,指出“整理国故”是以“再造文明”为根本目的的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和步骤。胡适认为新文化、新思潮的根本意义是一种新态度,即评判的态度。他认为这种评判主要是对制度风俗、圣贤遗训和社会公认的行为与信仰这三方面做以理性为标准的重新评估。通过“整理国故”分清传统文化中的精粹与糟粕,去芜取菁,以之再造新的文明。

  此期正是新文化运动取得摧枯拉朽的巨大胜利的时刻,胡适“整理国故”言论一出,立即引发了社会的强烈反响。有认为是对新文化运动的背叛,意在将青年引入“故纸堆”,从而淡化政治,从当时情境来看,这种指责并非没有道理。另有认为是此举是对新文化运动矫枉过正的一种拨乱反正,它对保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素而言不啻为一种有效的方法与途径。

  今天,在我们看来,问题派与主义派之争实质上是投身民众运动抑或继续坚持思想启蒙之争,应属思想意识领域的分歧。而后来陈独秀与胡适所走上的暴力革命之路和温和改良之路也只是两人世界观、价值观不同所导致的结果。两者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都对20世纪初的落后中国的何去何从进行了深刻的思索和判断,都展现了那一时代优秀知识分子挽大厦于将倾的弘毅精神与爱国情怀。

  答:“生活教育”的理论直接来源于陶行知积极而丰富的教育实践活动中,也是对其师杜威先生反传统教育思想中积极因素的吸收和改造。“生活教育”理论的基本观点包括: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陶行知是我国近代教育革命的先驱,他的一生都在以积极的行动和实践追求着其“教育救国”的理想,“爱国主义”和“平民教育”一以贯之地贯穿于他所有的教育活动和教育理念中,曾被称赞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在美留学师承著名教育家杜威和孟禄门下,学成归国后,立志“教育救国”,辞去大学教职,转而投身于普及平民教育运动中,发起组织多个民间教育组织,如中华教育促进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山海工学团、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等,并创办乡村师范试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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